张延平:剖析报刊改制难题

时间:2020-01-21 15:16:27 分享到:

  

 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团结湖的北京青年报大厦一楼大厅,前台工作人员微笑迎接,稍等片刻之后,北青传媒公司办公室主任将记者引向北京青年报社(下称“北青报社”)社长、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北青传媒”)董事长张延平的办公室所在的楼层。

    在张延平的办公室外,宽大的秘书办公区与传统报社完全不同,俨然一个现代企业。2004年12月22日,北青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传媒公司在香港上市。

    北青报社是北青传媒的大股东,隶属于共青团北京市委。截止2009年8月,北青报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十报五刊两网的传媒集团,除北京青年报属事业单位之外,其他的下属单位都是企业性质。在我国报刊社“事业单位身份、企业化管理”的体制下,北青传媒是首家将广告经营业务剥离上市的媒体。

    有业内人士分析,从内部来讲,正是采编和经营“两层皮”的体制,制约了北青报的发展;从外部来讲,广电与出版行业壁垒,没有完全市场化的环境让北青传媒并购十分困难。这也是张延平的困惑之处。

    “管住人和资产就管住了意识形态”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据了解,目前《中国汽车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等报刊分别在寻求整体转企和整体上市,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报刊的转制改革?

    张延平: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我们比较早地意识到媒体的商品属性和企业属性。媒体本身也是一个企业,虽然我们是事业单位,但是一直是企业化经营。我认为,现在报刊转企是一个大趋势,不是说你想不想,而是必须要转。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北青传媒虽然上市了,但北青报社现在还是一家拥有500人编制的事业单位,那北青报社是否有整体转企的计划?

    张延平:北青报社我认为可能要保留一个事业单位身份,因为这样它和政府部门的协调会比较方便,在整个社会资源还没有完全改变的时候,我觉得保留事业身份还是有好处的。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您认为报刊转企是否会存在意识形态监管的失控?

    张延平:我觉得国家对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块已经很简化了,只要编辑部是独立的,你就可以放心去搞经营,这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解放。当然,整体转企之后,如果国家绝对控股的话,也不存在意识形态属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现象,也就是说媒体导向是不会被市场所左右的。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,就是党管干部,政府管资产。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。比如在北青报,管住我了,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,在深夜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立马就传达,该刹车就刹车。我们现在的体制比以前管的更顺畅了。

    “人员分流是最大难题”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当前报刊社从事业身份转成企业性质,您认为最大的难题是什么?

    张延平:我认为,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还不是意识形态监管失控的问题,而是人员分流,目前改制里,这个问题矛盾最多。我们做过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转企,是一步到位的将儿艺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,遇到的问题是,很多在编人员担心,比如在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要高于在企业的退休金、在职的薪酬待遇会不会有落差等等问题,这就使得转制成本和阻力很大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国家针对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养老金差额补贴等措施,如果养老金和薪酬与原来的收入相平衡,是不是意味可以实现顺利转制?

    张延平:这需要一个过程,很多事业单位员工是害怕的,因为他们无法猜想到未来发展的好坏,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让改制后的企业有一个新的发展。报刊企业要想发展的比较好就需要精英人才,而现有的人才我认为是比较难实现的,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事业单位的那种不计成本、没有竞争的环境,这个转变是最难的。所以,我认为国家要为转企改制付出一个比较大的人员安置成本。

    “传媒投资要看准”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现在很多报刊社转企后都瞄准了上市,您作为国内最早上市传媒公司的董事长,对目前报刊企业追求上市是怎么看的?

    张延平:我认为,北青传媒的上市把报刊社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一大步,并为下一步发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,而且上市对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起到一个质的提升,所有国外大公司都很看重上市公司的品牌。虽然现在有些报刊转为企业了,但上市公司的那种强制性“训练”不是说成了企业就可以达到的。比如,一般企业并不强制要开董事会,但上市公司必须严格操作,还有到了半年一定得考虑今年怎么增收节支,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把不良资产剥离出去等等,必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则办。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由于体制、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制约,北青传媒上市后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的障碍,从而使部分资金至今仍滞留账户,现在是如何处理的?

    张延平:我们上市后遇到了很多困难,包括港币贬值带来的问题。我们上市的时候港币很值钱,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,我们账户的港币价值在下降,而且国家政策规定这些港币不能直接兑换成人民币,除非投资时转换。

    这些都是新问题,但我们还是找到办法解决了。实际上,上市这几年,我们已经投入了4个亿,还有大部分我们没有投出去,是因为我们必须得考虑股东的利益,防止不良投资给上市公司带来亏损。比如说,我们投《法制晚报》、《第一财经日报》,可以用上市公司的钱,但我们没有用,因为我们考虑这些报纸培育期肯定是赔钱的。如果上市公司投了,就会影响业绩。现在《法制晚报》盈利了,我们正在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将其纳入上市公司。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北青传媒上市5年来,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?

    张延平:我们处在熟悉整个上市公司运作的过程,现实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,好像我们有了钱,就可以随便投。其实传媒的投资很复杂,许多人认为上市公司应该三到五年就把全部的融资尽快投出去。事实证明,曾经很多这种投资就是打了水漂,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是致命的,所以传媒投资要看准。另外,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专业投资的我们,也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,我认为北青传媒磕磕绊绊也很正常,有些学费付出是必要的。

    “被淘汰报刊需要交易平台”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当前,中央对报刊社是要做大做强一批、整合一批、淘汰一批。最近《中华新闻报》的停刊清算是淘汰的例子,今后在市场竞争中,还会有一些报刊被淘汰。那么在转企的过程中,如何才能实现报刊资源的市场化流动?

张延平: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调配的问题,不能说把甩下来的东西给上市公司,而那些优质的都自己留着了,或者至少应该有一个公开的交易平台。比如说《中华新闻报》停刊,但这个报号本身是值钱的,我愿意用钱买你的报号,这就需要一个交易平台,只有在交易中才能发现媒体的价值。

    “国家应给上市公司优先权”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面对做大做强的挑战,目前传媒上市公司在市场上是否占据优势?

    张延平:由于媒体带有意识形态属性,党对媒体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,如果上市公司在整合当地资源的时候仅仅靠自身,那么整合力度是有限的。从行政级别来看,我们在北京媒体里级别最低,在全国媒体里面青年报属于小字辈,所以不管哪个层次的报刊,我们想去并购都很困难。我认为,在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,国家应该给上市公司一个优先权,就是在同等价格上上市公司享有优先选择的权利,这样我们传媒上市公司才能有一个快的发展,否则我们很难突破行政的、行业等各种各样的壁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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